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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大家谈我国文化输出,总归有两种出发点,一方面是出于国力、国策之需,将文化看作国际权力砝码,国家软实力、软外交的手段和资源,从国家的全球战略利益角度着眼,意识到我们在国际上的力量结构中还存在文化因素的缺陷,意图借全球化文化多元的流通趋势,巧妙加强我们在国际上的力量势度;另一种就是一批文人学者认为和提出的“东方文化的21世纪”,或叫”发现东方”,借西方文化进入工业文明以来日益严重的自身危机感和自我反省(后结构主义的一系列思想成果:后殖民主义,反欧美文化中心等),预见人类精神发展的趋势,展开东方、中华文化的魅力,弥补危机,为人类文化、世界文化进入新一阶段的发展提出方案。应该区分的是,两种出发点意义不同,前者多是实用的国际政治战略思考在其内,后者更具哲学境界,着眼对人类精神追求趋势的关怀。当然二者都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钟情和承传义务;延伸之,也是对人类文化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 E% M) y. q8 r; L
# C! Z9 X7 k+ u! ?- |' b 笔者曾在欧洲学习和生活多年,从中华文化与欧洲文化交流和遭遇的实情看,感到我们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的理想和我们面临的现实之间距离还很大。这里根据旅欧期间观察到的我国文化输出的现实情况,概略报道一下中华文化走入欧洲的大致内容以及输入渠道,也包括欧洲本土对我国文化及其产品的接受,并根据已有现实问题的体会谈谈看法。我国文化走进欧洲(主要以德国为例),至今已发生的主要形式可分为下列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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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产业化的传入形式:这里主要是通过科研学术界来传入,包括欧洲大学的汉学系、人文科学国际学术会议、作家交流、艺术家画展,以及国内学者访学、教研。这个渠道传入的内容主要是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包括政治经济等。而且相当部分主要是由欧洲本土的汉学家或中国文化研究者,以及国内学人、教师来实现的,原则上不是产业化,即不进入市场的。上述这一渠道输出的主要是中华精英文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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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化形式进入: 2 E3 Q8 i0 j, b: D* T. M6 v& g
: B2 P$ A0 U( o! ^& v 其中一种是半交流半市场输入,即由政府(东道国单方或两国双方)举办的文化周、电影节、艺术节、文艺演出等(中国使馆、留学生团体主办)之类,介绍、引入、传播中国文化产品。比如,电影节邀请参展,作品本身不进入市场,但是电影节可以提供一种潜在的产品化输入机会,比如得奖片等于获得了免费广告机会;又比如电影节的交易市场提供了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2001年文化周“中国年”时,中国的绘画、书法、工艺、烹调、服装、家具、京剧、杂技、戏曲、书籍很多文化形式都去出席文化周,半展出,半出售;规模庞大,舆论宣传充分,德国政府有一定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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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_& D% F& Q" y" r 另一种即纯粹的产业化形式,主要包括刊物发行,出版业及个人化著作和书籍翻译输入形式;其次,由中外文化经纪人引进的个人画展、话剧、京剧、音乐会、杂技、歌剧、个人演唱会,包括欧洲本土经营的中国艺术团体;还有国际文化产品博览会,以及企业生产配套关系,包括外贸出口产品,如玩具、服装、日用品等;再就是国人办的营利性质的文化中心和中国建筑等,以及侨民及欧洲人办的各类诊所、学习班,还有个体文化产品小摊贩,大多数是华侨的生存手段。其中特别提到的是最普及的形式,即中餐馆;近年又有不少亚洲(食品为主)商店和华人开办的文化旅行社。 ?8 X, w r8 a, g8 j: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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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以私人礼品和社会时尚形式进入欧洲的文化,如工艺品、唐装和旗袍,以及汉字纹身和衣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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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总结一下上述情况,中国文化传入欧洲也有精英和大众两个层面之分。其中,精英中华文化大多只停留在科研而且是边缘——西方文化中心外——的高深领域,领略其风光的是少数汉学家。要指出的是,正如美国东方学家萨义德所揭露的,这些汉学家对东方文化的态度,也多是从西方的文化视点和模式去阐释和消化,因此,虽然汉学在西方已经历史不短,但是中华文化精神真正被西人所接受的程度则是与之不成比例的。顺便提一下,在德国很长时间内,学汉学的硕士、博士很多人是失业者,不能靠所学专业吃饭,西方主流文化中缺少传播中国文化的平台由此可见一斑。而从大众层面看,中国文化的传入大致是两种命运,一是被接受,但是主要是作为“异国情调”而成为西方主流文化生活的点缀和补充。而且,恰因为只是一种“异国情调”,所以,它的地位是边缘的,服务于主流文化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之余的“赏心悦目”之调剂和消遣,因此,这些引入的文化形式本身不完全在一种哲学和世界观的境界上影响西方文化。二是不理解而被拒绝,比如很多人无法欣赏京剧的“吼叫声和锣鼓的嘈杂”,又如,截至目前许多粗制滥造的中国工艺品流入欧洲后,因其非艺术的庸俗性而落入廉价市场。 # F7 C d) W2 `+ x
7 Y* j6 h. ~! ~& v9 J* `3 I1 z 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来看,无论是上述我国当下急于输出和传播中华文化的两大目的,还是从上述我国文化输入欧洲的实际境况看,其实都面临着三个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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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 s) n0 c$ r2 A ]3 T8 _ 第一就是“并非只有民族的才是国际的”——这里涉及的是差异很大的两个文化体系之间沟通的困难,以及西方文化截至目前的霸权态度。当我们强调“只有民族的才是国际的”这一观点时,其实,首先忽视了文化的真正沟通是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层面的精神和心灵的沟通。从接受角度来说,文化消费是精神生活,对西方社会消费能力而言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文化兴趣差异上。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藩篱在欧洲的一些传统国家——不同于移民国美国——还是很根深蒂固的。只强调其民族个性会造成引发隔膜的偏颇。况且,长期以来,在“只有民族的才是国际的”这一观念下被理解和推出的中华文化现象及产品,往往流于风俗人情表层,有人说:“在文化的传播过程当中,民族的东西往往是最受欢迎的,西班牙的斗牛、非洲的桑巴舞、中国的水墨丹青之所以享誉世界就是因为它带有了强烈的民族色彩。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生命力强、最让人叹为观止的都是那些民族性很强的东西。”——仔细看看这里列举的民族特色,它们恰恰是只具“异国情调”风物层面的东西,不是说这些风物绝对没有文化价值,但是它们并不是真正将一种民族文化的灵魂和精神播入他族人心,不是影响人类世界观、生活理念的文化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于“只有民族的才是国际的”,而不是研究人类文化的走势,研究世界文化对中国文化需要的“市场行情”,包括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那些在当今是具有真正文化意义、对人类有拯救和贡献价值的,那我们指望世界承认中国文化,并由此或扬我国威、或传承我民族之文化的期望都将可能落为空想,或者无法改变长久以来我国文化的边缘地位,也就是说,作为“异国情调”的文化输出和作为对人类精神建构的贡献的输出,其意义和效果是有重大区别的。其次,欧美文化本来就有霸权和中心主义阵势,虽然他们自身已在反省,但是,出于各种需要强化自己民族文化的意愿,他们不会逊于我们,因此,霸权的阵势将会长久存在。简言之,当我们的文化没有从内蕴展现吻合现代人心灵,带给他们精神归宿和家园感,带给他们所需要的人性价值,而是流于形式上的“异国情调”价值时,它就只能成为简单、偶尔的消遣对象,不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取代或渗入西方主流文化,以至于构成一种助我国威和国策的软势力或权力,更毋庸奢望传播和承传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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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只有民族的才是国际的”——这里不是诡辩和玩文字游戏,而是涉及我们文化自近代以来,由于历次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文化运动的变迁,所形成的目前这种颇为混乱、不成体系的“杂种文化、杂交文化”现状。不仅中国学者为此焦虑,据资料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曾宣言,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此言可谓一语中的。会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是相信她根据自身内在的核心凝聚力而拥有一定同化和感染力。历史上汉文化自身的人本、人伦内蕴,不仅同化了多次侵略入关的北方其他民族,而且还影响了日、韩、越南等周边国家的文化,那是华夏文化自身的内在凝聚力使然。而今中国的文化中心区域则是美、韩、日、英等他国文化风俗的天下,有人喊,“老祖宗给中国人留下的文化财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相比于几千年无数辈世代传承的中国人的人生和智慧,以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国为例,是根本无法进行规模上的抗衡的”。然而,有谁面对当今中国,能说这样仅出于情绪的叫喊是道出了事实?恰恰相反,数典已经忘祖——明显,外族的文化正是当下中国青年奋力追求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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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里的问题应该是中华文化的自我形象是什么?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心理习惯、人际关系模式、社会组织体现的又是什么?这里才是“只有民族的才是国际的”:当我们准备输出文化时,首先要研究我们的文化形象。我们的传统是几千年前的东西,它对今天的世界和人类的意义何在?如果以“悠久文化大国”自居,要为世界文化作贡献,就必须有一个坚定、明晰的自我形象。有学者提出,在进行文化输出之前,我们必须要对中国本土的文化进行整合,要建构一个新型的文化形态,一个符合当下甚至未来人类文化需求的中国榜样文化,这的确是输出前的当务之急,因为,华夏文化传统的很多成分不都是有益的,孔孟学说的很多东西违背人性,不适合当今人类的精神要求,但东方有补益西方的方面的确存在,要去张扬,比如针对人与自然脱节的人际竞争、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我们推广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人际和睦伦理;面对人异化为物质和速度的奴隶,我们推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生态习惯,等等。从经济学的角度说,这是一种输出前的市场研究,本身也是中国文化的革新和再生洗礼,而且在输出前,它应该先铸成我们中华文化的内在核心及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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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J1 @" q8 ?7 W- ]- | 第三是输出就有生产和市场规模渠道以及产品质量问题。从目前我国文化输出的总渠道和规模来看,还基本停留在个体小生产的水平。上面列举的海外中华文化产品市场上,少数是西方人个体的经济行为,多数是华侨个体的谋生手段,而且基本上经营都处于艰难状态,由于目的是于艰难中营利,其中的舞弊作假现象相当严重。更有,由于我们缺乏对海外市场的研究,被个别中介商残酷剥削也是常事。近年国家大规模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和中国中心,规模和力度在加强,但是可以料想,这些机构将基本局限汉语传播,真正的文化产品输入还谈不上多少。所以,在整合我们的文化形象、明确输出的有效文化内容的同时,对输出渠道和规模要进行改善,改变目前华侨个体输出经营的小生产方式。最后就是产品质量和文化含量的高精化,克服粗制滥造,以符合欧洲发达国家的产品质量要求及其养成的消费要求,的确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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